关于中国古代釉下彩绘瓷器何时出现的问题，国内外陶瓷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是在公元九世纪的唐代中晚期，以长沙窑为代表。1983年，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南郊雨花台区长岗村一带发掘了一座东吴晚期的墓葬，出土了一件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它的出土，证明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具备了烧制釉下彩瓷器的先进工艺，打破了学术界传统的观念，将釉下彩绘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约500年。

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将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拓了瓷器装饰的新途径。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也是迄今所见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唐代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开辟了道路，是陶瓷装饰艺术的一项重大变革，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盘口壶通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最大腹径31.2厘米，底径13.6厘米。造型端庄，圆弧形盖，盘口，束颈，溜肩，圆腹，平底。胎色灰白，青釉泛黄，厚薄均匀，透明度强。胎上用褐色偏黑的彩绘描绘出不同的艺术形象，辅以贴塑的各种艺术造像，构成一幅浪漫潇洒，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

盘口壶通体彩绘纹饰由上至下可分为盖、颈、肩、腹四个部分。器盖顶部以一个回首的鸾鸟作为盖纽，鸾鸟羽毛齐整，尾不太长，回首衔物，神情安详。《说文解字》中说：“鸾者，神灵之精也，青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为侧至”。鸾鸟所衔之物置于其背上，形状怪异，略呈正方形，内有刻纹，很象道经中的一道“瑞符”，道经中“飞鸾度化”，“灵兽飞轩，金雀口卸符”的记载，可能正是这一造型的寓意所在。鸟形盖纽两旁各饰一柿蒂纹，盖面上还绘有两个人首鸟身的“神禽”相对一株仙草翩翩起舞，仙草两侧各有一只动物。“神禽”画面较小，面部不清，头有双角，鸟身双翼。《抱朴子》中说：“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在这个时代里，这种人面鸟身的“神禽”是道教崇拜并加以神化之物。

盘口壶颈部绘有七只异兽，除两只并列外，其余几只之间皆有形状相似的半身异兽图像。异兽面部轮廓稍圆，头似虎，颈后有鬃毛飘拂，身体不长，亦似虎身，唯尾较长，外形柔韧雄健，刚强勇猛。关于这种异兽的名称，有专家考证说可能是《山海经》中时常提到的“驺虞”，即白虎，是一种神化了的动物，战国秦汉时期，它被认为是守卫一方，驱逐邪恶，护送人们升天的神物。
壶肩部装饰三组贴塑：四个等距分布的衔环铺首，两尊佛像，一对双首连体的比翼鸟。佛像螺髻，身后有背光，结跏趺坐在双狮莲花座上。面部轮廓瘦骨清相，还用彩笔描画了八字胡。双首连体鸟的形象原型似为孔雀，二鸟首自然分开，每只鸟首上仅有一只眼睛且较突出，口口卸一物。身躯连为一体，翼伸张，足屹立，作俯栖状。一对双首连体鸟正好构成一对壶系。《山海经》上曾有过比翼鸟的记载，《博物志》上也描绘过这种“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飞”的神鸟，在两晋时期，比翼鸟是被当作神物来看待的。

壶腹部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十一人，下排为十人，高低交错，两两相对，空隙处还穿插点缀着疏密有致，飘忽欲动的仙草和云气纹。羽人身体极瘦，背脊生毛，头有双角，腹部纤细，双手持节。这些羽人的形象与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室壁画中身披羽衣的老者较为相似。可见，“身不沈（沉），骨不重”，“体生毛”，“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是人们幻想中的“得仙”“升天”的“仙人之形”。羽人所持之“节”是一种信符，除天子赐给臣下之外，方士或神仙的使者也可持节。由此可推测，这些羽人应是神仙使者，他们神情恭敬，态度虔诚，似乎正在等候着墓主人灵魂的归来，引导升天。

盘口壶下腹部近底处绘有一周仰莲纹，莲瓣较瘦长。另外在壶盖的内壁、盘口内壁亦描绘着一些诸如仙草、云气、连弧、弦纹等图案。绘出的线条活泼宛转，生气盎然，柔和流畅，动感极强，笔法之妙，实在令人惊叹。

盘口壶彩画中描绘了多种生动、奇异的艺术形象，鸾鸟气宇轩昂，神禽翩翩起舞，白虎威风显赫，比翼鸟雍容华丽，佛像庄重肃穆，铺首相貌威严，仙人虚幻神奇，仙草、云气栩栩如生，充满了神仙怪异的气氛，呈现出一派飘渺虚幻的天界风光，与我国古代神话、谶纬、神仙家、道教乃至佛教都有相关之处，但似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由此可见，盘口壶彩画的作者在作画时深受道教经典的影响，同时那一时期的佛教已渐盛行，佛教艺术形象也开始渗入绘画领域。种种现象表明，彩画是原始道教杂糅众家，模仿佛教的一件生动的实物资料，十分珍贵。
这件盘口壶是用褐黑彩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罩透明青釉，入窑经1300度左右的高温烧成的，是一件完整美观的釉下彩瓷器。这种在瓷器上绘画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它为研究东吴及西晋时期的陶瓷绘画艺术及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它被发现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孤品，在全国大量发掘的六朝墓葬和遗址中从未发现过与之相似的器物。所幸的是，20年后，这件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终于等来了它的同门兄弟，在2002年至200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南京城南秦淮河船板巷旁的皇册家园建设工地、大行宫地区新浦新世纪广场建筑工地及南京图书馆新馆工地这三处地方，先后发现了一批孙吴时期的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经过修复，保持了完整器型的有皇册家园出土的带盖双唇罐和大行宫出土的盘口壶。它们的绘制手法和装饰风格与青釉褐彩羽人纹盘口壶如出一辙，显然属同一时期生产的同类器物。这类器物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满布器身的彩绘图案，不止外壁、外口沿这些常见有纹饰的地方，就连器盖内壁、内口沿处等只要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都绘满精美的图案。图案的布局繁密而不杂乱，画工娴熟自然，线条流畅潇洒，意境神秘飘渺。就这类器物的绘画风格和内容来看，具有汉代以来的帛画及漆画的遗风，具有独特的时代气息。
这批纹饰华丽的釉下彩绘瓷器，彩绘纹饰华美异常，贴塑装饰精致工整，无论在胎釉质地上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比同一时期的青瓷器档次要高得多。这种装饰青瓷器的方式与西晋晚期至东晋流行的点褐彩瓷的风格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继承关系。然而这种类型的瓷器，目前只发现在孙吴、西晋这一时期，这么精美的瓷器为什么东晋以后就不再出现？这是今天陶瓷史研究的未解之谜，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能够为我们破解谜底提供详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