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博物馆《玉堂佳器》展厅里陈列着一件南朝时期铜造佛像。造像青铜铸造，通高11.3厘米，残宽5.8厘米，衣摆至莲座部分残损。佛像立于莲座之上，头顶高髻，表面未刻画发纹，面相丰满，方额广颐，两耳长垂，眉若弯月，嘴角微带笑意。身着通肩大衣，衣摆下垂，右手做施无畏印，其左手部分残缺，从其形状推测应为与愿印。身后背光呈舟形，其上浅刻火焰纹。佛像两侧各有一尊菩萨，头戴冠，双手合十，背光上方有三尊小佛像，坐于仰莲座上。佛像背面刻有“大通元年八月廿三日/超□□□造□□□”。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为梁武帝萧衍的年号。该铜造佛像形象自然，衣纹流畅，体积虽小，但雕制精巧，是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的南朝造像。

从中国的历代文献和考古资料发现均知道，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始于东汉，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兴盛并迅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佛寺在中国兴造，许多僧人来到中国传教，而铜佛造像亦开始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并形成了是我国佛教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铜造像现存的实例不多,据初步统计国内外现存有5尊,都有纪年铭文。它们分别是:日本永青文库藏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高29.2厘米;台湾鸿禧美术馆藏梁太清二年(548年)佛立像,高12.5厘米;美国菲利尔博物馆藏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刘园之造弥勒佛坐像,高2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梁大同七年(541年)释迦牟尼佛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藏陈太建元年(569年)徐大智造观音菩萨立像,高22.6厘米。对这几尊造像,目前佛像研究专家在真伪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像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南朝造像珍品,体现了南朝造像的风格特点。梁大通元年造像为南朝时期铜造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方地区由于朝代更迭频繁，多种文化相交碰撞，佛像造像的样式变化十分剧烈，考古发现也非常多。但在南方地区，这一情况却有所不同，南朝从420年刘裕代晋到589年陈亡，历经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一百六七十年里根据史料记载，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和对建寺造像等修积功德事业之热衷在南方地区是空前的，如宋孝武帝为京师瓦官寺铸造32尊金铜佛像，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大量建寺造像，陈宣帝在位13年造像达2万尊，并修治旧像130万尊。唐代诗人杜牧在描写南朝佛教中心建康（南京）的佛寺盛况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整个南方兴建的寺院和供奉的佛像之多。同时大量的佛教高僧来到南方译经传教，有许多从北方南下的传法僧人，在南方形成了如释慧远僧团一样影响很大的传法团体，东晋时产生了如戴逵父子一样精于雕塑佛像的雕塑家，佛教艺术发展呈欣欣向荣之势，至南朝梁武帝时达到鼎盛。因此，我们同样认为在南方应当也与北方一样出土众多的佛像造像。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仅在四川地区发现了数十件南朝石佛像，内有几件带有年号。传世的还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南朝中大同元年（546年）慧影造佛坐像，此外尚有一两尊带有年号的金铜像藏于海外，其真伪还有待查证。石窟造像仅有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安昌大佛，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风蚀过甚，多失当年的风貌。因而，2008年在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出土的这件南朝纪年铜佛造像其意义非常重大，不但雕制精巧，更有纪年铭文，弥足珍贵。